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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坚持社会兜底的基本功能,不宜从物权思考(2)
作者:魅力中国-国内旅游资讯-最新旅游攻略-旅游资讯网  来源:网络整理 创建时间:2017-05-18 18:10

《宪法》是我国土地制度体系的起点,可从土地的基本属性与土地制度的基本功能说起。关于土地,威廉·配第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一方面,土地属于生产要素,土地资源配置影响经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土地与劳动结合产生财富,土地参与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土地占有状态决定财富的社会分配。土地制度包括两方面基本追求,一是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合理分配。

针对以上,我国《宪法》作出明确规定。《宪法》前言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土地属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土地制度一直是被改造对象,土地一直被当做改造社会的工具。取消土地私有制,是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宪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第6条落实到土地上是,取消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从而消灭基于土地私人所有所产生的剥削行为。

威廉·配第被视为古典经济学鼻祖。他生活在欧洲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时期。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这位古典经济学鼻祖看到封建阶层依靠土地不劳而获的落后一面,最先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发觉地租的分享剩余价值功能。这一观点被马克思发扬光大,马克思系统创造劳动价值学说,揭示地租的本质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在此,不得不重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那一经典论述:“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口袋里拿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

封建地权的落后一面,不仅是不劳而获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而且在于土地垄断占有所产生的身份特权。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来说,在土地封建式占有上所产生人身依附关系与人格化的土地权利,都阻碍社会生产。因此,要解放土地和劳动力。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于,将活的劳动从封建依附关系中解放,让其成为自由劳动力,让土地去人格化,变成可以被市场交易的纯粹生产要素。社会关系上的“从身份到契约”,土地上的从以“所有”为中心到以“利用”为中心的权利制度转变,是同期发生的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需求的两个运动。

近现代历史上的土地革命,大概包括两场。第一场是资产力量对封建主义的替代,成果是土地的“物化”(去人格),这场革命所产生的现代物权制度,保护的是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权利。第二场是公有制对土地私有制的替代。尽管二者存在差异,但是在反对土地封建化上是同一立场。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同样不鼓励土地食利阶层,如设置财产税制度取消土地就成为世代不劳而获的财富摄取工具。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则直接取消土地私人所有制来实现这一点。

比较奇怪的是,时下中国弥漫着一种鼓励土地食利行为的话语。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南京高新区的某个村庄面临动迁,全村出现160对夫妇集体离婚。很显然,这与按照户籍实施赔偿还建的拆迁安置方案有关。在制度缝隙中谋取利益最大化,是大多数人都可能做出的选择。对这种以“离婚”方式获得更多补偿的行为进行道德批判,并无意义。作为研究者,则必须要意识到这种现象的不合理。一种流行的声音的是,改革土地制度的目标是避免政府“与民争利”。因为“民”是弱势的“农民”,政府则在收储出让土地中赚取巨额差价。

这种看法,既没有对“民”做区分,也混淆政府的性质。无论如何,目前中国有机会参与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的农民都是极少数的。能够像深圳三十万原居民那样通过征收拆迁过上千万、亿万富豪生活,是每个农民都期盼而不可得的。而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是进入财政账户,最终化为公用。离开劳动,土地不能自动产生财富。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土地制度所欲实现的公平目标在于,劳动者不能因丧失土地生产资料而堕入贫困,同时生产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不应被特定位置的少数土地占有者所过度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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